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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影响因子,需要诚信且负责任的同行评议

  替代sci期刊影响因子,需要诚信且负责任的同行评议。追求热门、“操纵”数据、恶性竞争......近年来,在科学评价中,影响因子的误用给科学界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为扭转这一不良局面,中科院决定弃用“三年平均影响因子”,改用“期刊超越指数”;《自然》杂志也表示发文提出复杂的“颠覆因子”计算评估论文的创新性。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不少专家提到,无论什么样的数值、“因子”,它都只是一个工具,不能作为科学研究评价的标准,我们需要建立诚信且负责任的同行评议机制。

  “SCI之父”的嘱托

  谈起影响因子,或许可以先从SCI(中文名《科学引文索引》)谈起。

  美国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是SCI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引文索引和引文技术的概念,开创了从引文角度来研究文献及科学发展动态的新领域。

  1951至1953年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一个项目,主要是做信息检索方面的研究,但当时的信息检索系统非常不好用。所以,他和同事想发明一个更好的检索系统。

  后来,他发现,在法律系统当中做一些案子,律师说这个人有没有罪的时候会引用之前的类似案例。从中受到启发: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通过这种文件之间引证和被引证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

  再后来,尤金·加菲尔德将SCI拓展到Web of Science平台,在Web of Science的引文统计数据上,记录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通过引用的方式)共同评判出来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评价和比较个人、机构、国家和地区的科研绩效提供了数据基础。

  然而,令加菲尔德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开发的工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成为了衡量我国大学、科研机构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尺度,备受科研人员所诟病。

  为此,他在2009年9月到中国参加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召开的科学计量学学术研讨会时再三强调,“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它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视角,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引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个人科研能力是不合理的。”

  这一观点也是学界的共识。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长期从事评价研究,她非常认同加菲尔德的观点并告诉《中国科学报》,论文只是科研成果的载体之一,无法仅仅从论文指标上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文献情报中心计量与评价部主任、研究员杨立英也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发布“期刊超越指数”,核心是为了修正过去期刊影响因子计算的局限,以更好地反映期刊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万能指标,尤其不能绝对决定科研人员某篇论文质量和科研水平。

  “短视”的影响

  近年来,尽管破除“唯论文、唯SCI、唯影响因子”的呼吁持续不断,国家和地方也出台不少相关举措,但始终未得到根除或充分实践。

  樊秀娣指出,把影响因子作为论文评价指标有多个“不合逻辑”之处:所发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与论文承载的科研成果价值大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论文被引比较多,未必一定代表论文水平高。我们知道,综述类的论文一般被引会多一点;还有,论文方向不同,被引情况也会相差很多。比如,生命健康领域文章的引用数量大概率会比数学公式定理研究论文多许多;再有,高水平的原创研究成果一时能看懂的人可能也不多,被引量低也在情理之中;更有甚者,如果大多数学者对某论文观点持相反意见,大家都先引用再批判,那么这种情况下该论文的高被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至于人为刷引用数据,花费的不仅是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国家宝贵的科研资金和资源,这种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和成果被发现机制。”樊秀娣对这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严重后果的情况很是担忧。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复合材料学科教授顾伯洪告诉《中国科学报》,追求SCI、影响因子,与学界跟风、心态浮躁有关系,为了考评,大家在一个热门领域蜂拥而上。

  “以数字来考评的文化,反映了我们考评体系的短期效应,同时也会带来学术研究的‘短视’行为。”顾伯洪说,他观察到,青年教师要晋升、学生要毕业找工作,发来的简历,列出了自己所发文章累计影响因子数值,有些文章实验甚至都不做,设想加引用便写出来了,内容实际上是“旧酒装新瓶”。

  顾伯洪坦承,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能够理解学生的这种行为,“但它导致了不好的影响,内卷严重,且只考虑短期价值。科学研究质量,不应受其承载载体的变化所影响。”

  建立诚信且负责任的同行评议机制

  采访中,专家们都提出了相对最为科学的评价机制——同行评议。

  常常作为科学研究的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顾伯洪认为,小同行最具话语权,“他们最了解一项研究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会产生社会价值,影响力几何。”

  顾伯洪也表示,小同行评审的确实是替代影响因子的一个重要方法,但真正的小同行很难找,且成本较高。比如,屠呦呦与合作者关于青蒿素的论文,是于1977年2月发表在《科学通报》上,但直到2015年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经过了40年的漫长考验。

  此外,在同一圈子里面难以回避、有些科技问题还很难采用国际同行评审等都成为同行评审推行的难题。

  加菲尔德也提到过在“同行”领域内进行评价的合理性,“要评估个人成就、论文表现影响力,应该把科学家放到小领域去排名,不能跨学科比,看他的位置百分比是多少。”

  负责评价工作的机构是重要一环,加菲尔德博士指出“现在很多科研管理者希望一个数字能解决所有的评价问题。他们要的是“快”,评估人也好、评估期刊也好,有很多不同指标,拿一把尺子就衡量很多人,这样就不对,我们要有综合的评估指标。”

  “很多学术评价工作由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带有一定的行政化评价色彩。由于学术成果的高度专业性,行政化评价难以对具体科学研究成果内容进行科学评价,往往依靠一些量化指标数据。”樊秀娣同样认为,应弱化行政化评价,管理部门让渡一定的学术评价权利,把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交给同行专家,尤其是小同行。

  樊秀娣同时表示,如今之所以同行评议显得不那么科学和被信任,在于所谓“同行”内的行政领导、学术权威,以及文化中的人情关系等阻碍了真正同行评议科学性的发挥。“要建立责任机制或追责机制。”

  “权责统一,权利和名誉要对等。”在樊秀娣看来,科学家内部应真正负起责任,建立诚信机制,守护好自己的学术名誉。要从体制机制上防止同行评议内核依旧是“行政权力”说了算,而其形式却可用来应付外界对评价质疑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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