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科研10余年，他回国主动扎根二本院校。文 《中国科学报》实习生 胡彬雅 记者 王兆昱
2005年，30岁的刘征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作为北方人，他面对的不只是陌生的猪扒意粉和潮湿天气，更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规则。全英文的仪器说明书、网络化预约的实验设备，还有师生之间界限分明的相处方式，曾让这位北方汉子深夜独坐“百万大道”，反复自问去留。他形容那时的自己，面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仿佛被一堵坚硬的墙挡住去路，“连抓手都找不到”。
转变始于一句平实的点醒。一次普通的日常实验中，一位实验室成员走到他身边，惋惜又坚定地说：“你来这里是因为你会思考科学问题，语言是次要的。”这句话让刘征打开了最大的心结。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湘雅（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简称“湘雅”）到香港，真正积累的是科学思维与实验能力，而不是英语分数。
此后十余年，刘征带着这份认知辗转美国、加拿大的实验室深耕干细胞研究，从肿瘤机制做到胚胎发育，再到外周血干细胞分化。他始终记得在异乡被“撑过伞”的温暖。
如今，刘征的身份是桂林医科大学（原桂林医学院）教授、广西重点实验室主任。他坚持多年免费辅导学生考研，更在意“给学生避避坑”，而不是打造“光环”。学生都叫他“刘sir”“征哥”。他说：“科研难免冰冷，但育人应该是有温度的。”从深夜彷徨的求学者到为学生撑伞的引路人，这二十年，他完成了一场关于理解、成长与回归的跋涉。
此前，刘征在Science发文分享了他的故事。近日，他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与心路历程。
刘征
撞碎那堵“坚硬的墙”，困难会迎刃而解
30岁那年，刘征拿着每月11000港币的奖学金，住进港中大的宿舍。这笔钱在2005年堪称一笔巨款。他踏上香港的初衷并非为了钱，而是为了在学术道路上再精进一步。
在去香港读博之前，刘征在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医院工作过，在天津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奋斗过。考研时，因为医学遗传学的专业课本最薄、容易复习而机缘巧合地跨进了湘雅遗传学的大门。在湘雅，他是夏家辉院士的学生，是名师的得意门生。
初到香港，一切都是高密度的。车速极快的左行线、潮湿到能拧出水的空气、从未见过的猪扒意粉，以及“走出银幕”的旺角和中环，对刘征构成了极具异域色彩的新鲜感。
然而，这种新鲜感在进入实验室的那一刻，迅速被无助感取代。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度自动化却相对“冰冷”的教学系统。“在这里办成绩单只要在线付钱，三天就能寄到。”实验仪器实现网络化预约，全英文的说明书厚如字典。香港的导师表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礼貌且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感。这里没有随意的玩笑，也没有含糊的指点。刘征觉得，这种“客气”背后是一套严丝合缝的淘汰机制。
没有了日常的“嘻嘻哈哈”，他总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导师会毫无预兆地直接下达一份退学通知。这种担心，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声地悬在头顶，随时可能落下。
刘征读博时
因为不熟悉英语授课环境，刘征错过了一门课，直到开课数周后才猛然惊觉。那段日子，刘征近乎崩溃。“我是不是根本不该来香港读博？”在自我怀疑中，他连续几晚坐在“百万大道”上发呆。海风掠过山头，那堵由语言和规则构筑的“坚硬的墙”令他窒息。
这种窒息感在一次移液器操作中达到了临界点。那天，刘征站在实验台前，眼前的溶液需要稀释，但他却拿不准该选用哪种规格的容器——15（fifteen）毫升还是50（fifty）毫升？因为语言隔阂，他没听清指令细节，也不敢开口询问，生怕会暴露自己的英语短板。
他偷偷用余光瞥向邻桌的师兄，看对方拿起了哪根试管，吸取了多少容积。他小心翼翼地复刻着对方的动作——那种试图通过模仿来掩盖头脑空白的局促，让他觉得手里的移液器重逾千斤。就在此时，一位香港本地的实验员停下了手中的活，走到他身旁，轻声用英语说：
“I’m very sad.”（我很遗憾）
“You are not here because of your English. You came here because you can think.”（你不是英语好才来这里的，你来这是因为你会思考）
刘征愣住了。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轰然撞碎了那堵困扰他数月的、由自卑和焦虑浇筑的“坚硬的墙”。他猛然醒悟，自己从湘雅带来的不仅是英语成绩，更是扎实的学术思维。
自那以后，刘征开始随身携带录音机，每节课、每次会议都不落下，深夜反复回放演讲内容，填补遗漏的要点。“我的英语水平也缓慢却扎实地提升着，等到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已能清晰地表达观点。口音似乎成了我引以为豪的身份标识。”
成为“撑伞的人”，心怀善意培养学生
海外辗转十多年，刘征对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有一种很朴素的理解：“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高尚。”回国后，他最想做的就是给学生营造一个平等、舒心的环境。
学生王心珂记得，大一开班会时，刘征会像兄长一样嘱咐学生直面大学生活的琐碎。她与刘老师熟悉起来是在考研前夕。一天中午在食堂偶遇，刘征端着饭碗很自然地跟她们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职业规划。从选修课如何选，到考研方向、备考策略，再到就业建议，都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她们听。
考研出成绩的那天，王心珂离国家线仅差一分，她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父母也希望她放弃二战考研，去找工作。这时，她接到了刘征的电话。
“那一刻我好像真的被打捞了起来。”王心珂回忆道。刘征找她聊了好几次，一直鼓励她二战。他站在女孩子职业发展的角度，说得非常透彻——在当前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他不忍心看到有潜力的学生因为一时的挫败，就早早地进入社会，去做一份与专业不匹配的工作。那样的话，未来的职业天花板太低，生活也缺乏保障。
“他劝我们一定要往上走。起码读完研究生，有了更高的学历，以后可以考取医院编制，或者进学校当老师，总比本科毕业直接进入社会强。”在那段连父母都不太理解的日子里，这通电话给了王心珂准备二战的底气。
刘征（右）与学生王心珂
刘征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多年免费为学生做考研辅导。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刘Sir”“征哥”。刘征反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认知，这种叙事在他看来太沉重。“老师只是在专业知识上比你知道得多一点。但在社会经验上，我不一定比你们丰富。”刘征告诉学生，不要盲目复制他的人生路径，也不要把老师当成不容置疑的权威。有些事老师只是提前经历过，帮学生避避坑，仅此而已。
刘征为学生作考研讲座
学生写给刘征的贺卡
这种对学生的尊重，更体现在刘征对实验室的协同管理上。刘征带研究生时，直接把经费账本摆在桌上说：“咱们手头一共就10万块钱基金，账就在这里，咱们得省着花。”很多老师习惯把经费搞得神神秘秘，把学生当成听命行事的劳动力，但在刘征看来，这并不利于创新。
在大方向定下后，刘征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关于买试剂我们有5万块预算，你去看哪家公司的合适，就买来做。”刘征对结果没有硬性要求，“难道一定要有阳性结果才行吗？”他认为科研本就是未知的，在过程中不断调整，才更容易出成果。
在这种宽松透明的环境下，研究生高月不仅帮实验室省了钱，还依托实验发了好几篇论文。毕业时，她拿到了校长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荣誉，去甘肃天水师范大学当老师。对刘征来说，教师的职责在于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不被随意“劝退”、能自由呼吸的避风港。
选择“上升期”高校，日子能过得踏实
2018年，刘征决定回国。以他的资历，去一线城市、“985”“211”高校并非难事，但他最终选择了广西。
他坦言，当时的桂林医学院正处于发展关键期，对于人才有着实实在在的渴求。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做科研的宁静。“科研终归是一份工作，如果为了工作把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全都搭进去，是极其不划算的。”这里的节奏让他能兼顾家庭和工作，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他觉得，只有老师的日子过得踏实了，才能心平气和地带好学生，而不是把压力层层传递下去。
刘征对“内卷”看得很通透。他经常建议年轻博士，与其在顶尖名校“非升即走”的压力下折损身心，不如寻找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院校。
自2018年入职以来，刘征始终坚守在教学与科研一线，连续5年获评学校优秀教师。2025年，他成功牵头申报并获批成立广西多模态生物标志物与精准诊断重点实验室，担任该实验室首任主任。截至目前，刘征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
刘征在美国的实验室
刘征直言，在国外高端实验室里，自己可能只是一块很好用的“砖头”，放在哪里都能砌墙，但那面墙不属于自己。在国外待了十年，刘征认为发表的论文、中标的基金并不是最重要的。回首往昔，他始终清晰地记得，是学生的一张张笑脸。
文章发表在Science网站后，刘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篇文章读给学生听。“我写文章这件事只告诉了几个朋友，没有发朋友圈。”读完后，他招呼学生拍了一张合影，发给了Science的编辑。
刘征和学生们
“我刚开始写的版本挺情绪化的，后来Science的编辑改了一些。我写的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勇敢面对人生的选择，勇敢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像20年前的那个早晨，在香港潮湿的街头紧张不安的我’”。刘征说。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胡彬雅 王兆昱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